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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學術、理想、情懷，在當前的高校，這些美好的話題總能讓人感慨萬千。“青衿矢志，皓首窮經；溯本追源，以文化人”。當教師，當醫生，傳道授業解惑，診脈治病救人，是我一輩子崇尚的職業。多年前，在現實和理想發生矛盾之時，是隨波逐流，還是特立獨行？我也曾猶豫彷徨，但在一種使命感的激勵下，我最終選擇了后者，“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”，沿著古人的足跡，義無反顧地走過了50年的中醫生涯。

　　我出生于中醫世家，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中醫學徒，跟隨伯父、湘雅醫學院中醫顧問彭崇讓教授學中醫，伯父教我讀的第一本書是《傷寒論》，讓我將其中的條文背誦得滾瓜爛熟，找到其中“方證對應”的關系，今后在臨床，“有是證必用是方”，凡是遇到《傷寒論》條文中講到的證候，就一定要用這首經方治療。伯父還教導我，中醫的生命在臨床，中醫的核心在方劑，對于古今名方，要多記多用，才能夠提高療效。我起初懷疑：中醫的科學道理在哪里？不學解剖，不學西醫，難道這樣就能夠治病嗎？完全是見識到伯父治病的卓越療效，才使我堅定了學中醫的信心。后來通過臨床實踐，我領悟到，中醫的辨證論治、方證對應，其實是一種信息處理的科學方法，是一種完全獨立于西醫之外的臨床思維模式。幾年的學徒生活，讓我獲益匪淺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認識到了中醫的方法論。

　　我是1979年湖南中醫藥大學的第一屆研究生，碩士生專業是醫學史，畢業之后留校擔任醫學史老師，教授中國醫學史和西方醫學史。幾十年的教學與研究，使我眼界大開，弄清楚了中西醫的源流與區別，雖然離臨床遠了，但是我始終難忘初心，教學之余，在十幾年中閱讀了大量中醫臨床古籍與醫案，為將來回歸臨床做好了準備。

　　正式回歸臨床是在2000年，國醫大師熊繼柏教授帶我去百草堂，每周三次門診。也就在那一年，我準備給研究生講一門新課，自編了一本打印的教材《八大疑難病的中醫治療》，不知何故，教材流傳到了人民衛生出版社。中醫部主任張同君看到后，非常欣賞，想要出版。這本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，但我答復她，這只是我編寫的古人經驗，要出版，就要出版屬于我自己的書，要完全是自己的學術觀點和臨床經驗，“請您等五年，讓我慢慢寫！”

　　五年之后，終于完稿了，拙作分為上下兩卷，共60萬字，后來增添到83萬字。上卷為學術篇，是我30多年來學習中醫和從事醫史教學的心路歷程，主要從東西方文化、哲學、歷史、科學史、醫學史的角度，并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，對中醫的科學道理、中醫的優勢所在、學好中醫的訣竅、中醫問題的癥結、中醫改革的方向、中西醫結合的前景等，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和探索。下卷為臨床篇，作為一個臨床醫生，我對中醫具有優勢的各種慢性疼痛、慢性炎癥、病毒性疾病等7大類30多種病癥，利用多年來總結和積累的大量原始素材，在書中系統介紹了自己的診療經驗。

　　就在拙作出版之前的2006年9月，發生了一場不小的風波。有人在網上鼓動聯名取消中醫，攻擊中醫是“偽科學”。這是當代中醫遇到的空前嚴重的挑戰，雖然這場風波很快平息了，我和熊繼柏教授也率先聯名在《中國中醫藥報》撰寫了反擊的文章，但仍然使我心中的波瀾久久難以平息。我知道，在許多人心中，對中醫根深蒂固的懷疑，并沒有消除，當代中醫的學術建樹工作，就應當從澄清這些問題開始，而拙作正好回答了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。于是我向張同君提出，干脆就把這本拙作的書名叫做“我是鐵桿中醫”吧！副標題用“彭堅學術觀點與臨床心得”。“鐵桿中醫”這個口號，最早是國醫大師鄧鐵濤提出的，他激勵中醫學子：“學中醫，就要做鐵桿中醫”！

　　中醫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一朵奇葩，深受古代哲學、歷史、文化的影響與熏陶，不屬于現代科學，有著與西醫完全不同的方法論。只有深刻理解了中醫藥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特點，才能夠學好這門學科，否則，繼承與創新都會偏離正確的方向。中醫學基礎理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，一直受到一些科學家和其他人士的嚴厲批判，有人提出中醫是“偽科學”，有人要將中醫“廢醫存藥”，鋒芒所向，大都劍指陰陽五行學說。

　　陰陽五行的確不屬于科學，中醫也不是現代意義的科學，而屬于自然哲學指導下的經驗醫學，是兩者的有機結合。《古代哲學對中醫臨床的指導》一文提出，作為中醫理論基礎的陰陽五行，其實是人類哲學史上最偉大的學說，這種學說來自于農耕時代古老的天文學。正是因為有了古代哲學的存在，中醫這顆常青樹才有了源頭活水，歷經兩千多年而花開不敗。這恰好是中醫的優勢所在，否定陰陽五行，無論是出于有意還是無知，都是試圖從根本上消滅中醫。

　　為了讓中國的科學家和更多的人了解中醫，2008年，我在《科學》雜志第一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，連續發表了《東西方文化激蕩下的中醫與西醫》《中醫的科學方法》《當代中醫的反思》三篇文章。2006年秋天的那一場取消中醫的風波，始于當年4月份《醫學與哲學》刊登的一篇文章“告別中醫藥”，到了9月份，作者變本加厲，在網絡上進一步提出要全國人民聯名“取消中醫”。為了撥亂反正、正本清源，2016年，在風波發生的10年之際，我又撰寫了《2006：一場試圖取消中醫的風波》，以長達萬字的篇幅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批判。

　　今年4月份，拙作《中醫從來不是慢郎中——鐵桿中醫彭堅談外感病的治療》完成。撰寫本書的動機是，在今年1月15日，我接到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人教司通知，受邀于7月份到北京給第四批中醫“優才班”學員講課。時值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峻。1月20日，南京中醫藥大學經方學院黃煌教授委托他的博士生，就新冠肺炎的若干問題，對我進行了訪談。我堅定不移地認為：中醫能夠治療新冠肺炎！中醫從來不是慢郎中！中醫獨到的方法論與幾千年總結積累的歷史經驗，注定其一定能夠擔負起治療新冠肺炎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的重任。訪談內容播出后，引起了較大反響。

　　我充分意識到，這次新冠肺炎，是中國近現代史上，第一次讓中醫在全國范圍內全面介入急性流行性傳染病的治療，意義極為重大，如何通過這次抗疫，讓全國人民了解中醫的歷史成就和現實表現，促進中醫藥事業的偉大復興，同樣具有重大意義。

　　追憶從醫五十載，我心潮起伏，輾轉難眠，名利得失，已如過眼云煙，深感我沒有虛度年華，無怨無悔。

　　（本文作者為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、醫史文化學者、知名中醫臨床專家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