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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多年來，一些地方村（社區）牌子數量多、種類多、虛名多，是基層工作重要負擔，一度使基層干部苦不堪言。

　　趙乃育　繪

　　《經濟參考報》記者近期采訪發現，自去年以來，山東立足“牌子在下面，根子在上邊”，自上而下高位推動，對“牌子之亂”進行集中整治，全省190余萬塊牌子被摘掉。在大幅摘牌、規范掛牌基礎上，山東還建章立制，深挖牌子背后的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作風。通過“村（社區）‘牌子多’問題集中整治”，山東“牌子多”“掛牌熱”等形式主義頑疾得到有效遏制。

　　基層干部群眾期盼，通過強化換屆培訓、考核督導并科學考評機制，提高基層服務群眾能力和水平，使干部群眾增強獲得感，提防“牌子多問題反彈回潮”。

　　有牌無服務　上墻不上心

　　在山東省德州市齊河縣華店鎮大楊村黨支部，記者看到，辦公室外墻上殘存著深深淺淺的痕跡。村支部書記楊清春說：“以前這上面掛滿了大大小小各種牌子，風吹日曬加雨淋，痕跡就留下了。”

　　牌子數量多，是山東開展“村（社區）‘牌子多’問題集中整治”之前較為普遍的情況。去年9月，山東省委省政府督查辦對58個村（社區）調研摸排，平均每個辦公場所懸掛的牌子超過40塊。山東省城鄉社區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、省民政廳廳長劉炳國說，近年來，村（社區）辦公服務場所機構名稱、規章制度牌子過多過濫問題凸顯，表現出種類多、形式多、虛名多等特點。

　　在開展集中整治之前，村（社區）懸掛的牌子名稱多，例如有“室”“所”“站”“中心”“之家”“協會”等。記者采訪中，不少基層干部群眾頗有怨言。他們說，門里門外都是牌子，一面墻上十幾個制度，主要是迎接上級檢查考核，很多牌子就是有名無實“花架子”。

　　牌子形式多，各類虛名也不少。據山東參加村（社區）“牌子多”問題摸排調研的同志反映，有的地方受辦公活動場所面積限制，“一室多牌”現象比較突出，各種牌子見縫插針、滿墻都是，掛不下就堆一邊，有的甚至是一二十年前的制度牌子，掛上就算完事。

　　過多過濫成負擔。劉炳國說，掛牌子目的本來是為標明身份、明確職責、方便群眾，但基層人員數量有限，牌子太多讓本已身兼數職的村（社區）干部分身乏術，不堪重負。

　　有牌無服務，上墻不上心。山東多名基層干部群眾向記者反映，清理“牌子之亂”切口雖小但意義重大，事是干出來的，不是牌子掛出來的，確實減輕了基層負擔，干部群眾“心里不再堵得慌”。

　　采訪中，不少群眾向記者反映，他們日常生活中充其量會關注公開欄中的內容，之前黨支部辦公室、會議室等牌子“掛得滿滿當當、亂哄哄”，其實根本看不明白、也不關心，有事還是直接找村（社區）干部。

　　在聊城市東昌府區古樓街道湖北社區，一些干部群眾向記者表示，各部門要求掛的牌子越來越多，在集中整治之前，他們“苦‘牌子’久矣，這次集中整治摘了100多塊牌子，輕松了很多”；在臨沂市平邑縣豐陽鎮花果峪村，村干部坦言“這次集中整治村（社區）‘牌子多’問題是個好事，減輕了基層負擔，一年能省上萬元”。

　　四大班子集中核批　“誰的牌子誰清理”

　　為全面整治村（社區）“牌子多”問題，山東省委省政府督查辦牽頭會同有關部門多次會商研究，提出了抓好整治工作的措施辦法；在此基礎上，于2020年12月2日，以山東省城鄉社區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名義出臺了《集中整治村（社區）“牌子多”問題的實施方案》。

　　山東省城鄉社區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、省民政廳副廳長馮建國說，與其他省市不同的是，山東這個方案經過了全省所有省委常委以及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協領導的審閱核批，就從高位覆蓋了全部可能掛牌的機構和部門，體現出山東根治村（社區）“牌子多”問題的決心。

　　得益于高位推動，山東省城鄉社區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堅持“一把尺子量到底”“誰的牌子誰清理”，對嚴格掛牌標準、實行歸口管理、精簡機構牌子、清理制度牌子、統一掛牌樣式、實行清單準入、強化監督檢查等工作措施進行了細化。

　　摘牌不是一網打盡，更不是“一刀切”，集中整治工作既嚴格執行標準，把整合、精簡等“規定動作”做到位，又實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。對與考核事項掛鉤的牌子堅決“切一刀”，打掉有關部門單位在村（社區）掛牌的“存在感”；對體現地方特色、獎勵類等牌子“放一馬”，充分尊重村級組織和群眾意見，體現創新工作，保留文化氛圍；對服務類、引導類牌子“歸大類”，采取插入式、電子屏等方式集中展示，方便服務群眾。

　　一年來，山東6.5萬個村（社區）共清理各類機構、制度牌子190余萬塊；其中，工作機構服務類牌子64萬塊，制度類牌子101萬塊，評比達標表彰類和創建示范活動類牌子25萬塊，直接效果非常明顯。

　　記者調研了解到，清理“牌子之亂”，山東并非首次，也非全國首例。馮建國說，以前省內有關部門曾多次開展清牌行動，其他省市也有過相似部署，但大多卻像割韭菜摘一次反彈一次。

　　整治“牌子多”問題，本質是糾治背后的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。在規范掛牌子基礎上，山東從全省層面開展為基層減負行動。山東省委辦公廳2020年印發了《關于持續解決困擾基層形式主義問題的若干措施》，提出“以設區的市為單位制定并公示社區工作準入清單，未經批準事項一律不準交由社區落實”；2020年9月，山東省民政廳還下發了《在建立社區工作準入制度工作中應注意把握的幾個問題》并附《山東省社區工作準入清單指導目錄》，幫助社區厘清牌子“入口”。

　　此外，2021年3月，山東省委辦公廳下發通知，圍繞進一步整治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問題，提出“全面實行村級組織職責任務清單管理”“改進督查檢查考核方式方法”等一系列具體工作措施，持續為基層松綁減負；2021年8月，山東省委組織部和山東省民政廳共同印發了《山東省村黨組織村民委員會職責任務清單指導目錄（試行）》，幫助村黨組織、村民委員會明晰職責任務。

　　劉炳國說，通過落實村（社區）工作準入制度，明確非清單內事項，不得轉嫁給村（社區）承擔，不得以行政命令方式向村（社區）派任務、下指標、掛牌子，從根本上減輕了村（居）委會行政工作負擔，增強了自治服務功能，進一步鞏固了“村（社區）‘牌子多’問題集中整治”成果。

　　牌子減下來　服務提上去

　　因“互幫互助、互親互愛、治理有序”社會治理創新，濟南市歷下區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區成為國家級示范社區，還曾吸引省內外、國內外代表團前來觀摩。作為遠近聞名的“明星社區”，這里整治“牌子多”問題的壓力格外大。

　　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區黨委書記、居委會主任許蕊告訴記者，整治前，這個社區黨群服務站內曾懸掛100多塊牌子。如今，一樓大廳展示著“4321”社區工作法、“公益銀行”公示榜等特色內容，并以統一的便民明白紙作為標準化辦事服務指南，以一體化電子政務平臺為手段，將社區工作者解放出來、下沉到居民中去，及時收集社情民意，準確把握居民訴求，面對面服務居民、處理問題。

　　“牌子減下來，服務提上去”。山東一些干部群眾表示，清牌減負的目的是服務增效，一些地方以村（社區）“牌子多”問題整治為契機，推動基層干部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服務群眾、謀發展抓落實上。

　　在青島市李滄區，社區利用圖書閱覽室、志愿者之家等之前利用率低的空間，建設新型鄰里中心，培育社區社會組織，挖掘社區骨干和志愿者，組建社區自組織和興趣小組，催生社區內生力，豐富社區服務內涵。

　　目前，僅李滄區滄口街道鄰里中心，就活躍了87支自組織，2300余名社區志愿者。對牌子清理后的空間，這里突出展示了社區達人、優秀志愿者、社區服務、活動情景再現等居民喜聞樂見的內容，不給牌子“回潮”留下物理空間。

　　掛牌不是成績，上墻也裝不了門面。山東相關部門在調研回訪中發現，各地高度重視村（社區）“牌子多”問題集中整治，將其作為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的突出問題來抓，摘了牌子更想辦法守住陣地。

　　“過去，基層一塊牌子就是上級部門一片‘陣地’。但有形的陣地在社區墻上，無形的陣地在群眾心里。如今牌子少了，我們更要扎扎實實地把社區工作干好，才是真正守牢、守好了陣地。”濟南市歷下區甸柳新村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王一雯說。

　　同時，山東一些基層干部群眾表示，“牌子多”積弊非一日之寒，要從根子上解決也非一日之功，清理“牌子之亂”關鍵在根治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，因此要杜絕“整治一陣風”“問題反彈回潮”，避免整治后出現反彈，影響基層工作積極性，損害黨委政府形象。

　　2021年，山東進行了新一屆村、城市社區“兩委”換屆選舉工作。為避免新舊班子對“牌子多”整治標準、執行效果不一，多名受訪者期盼，將村（社區）掛牌規范整治工作納入村（社區）“兩委”成員培訓內容，促使新一屆村（社區）干部掌握有關標準要求，確保村（社區）持續規范掛牌。

　　為防止“牌子多”問題反彈，山東各地已有探索，比如威海市文登區建立隨時監測反饋制度、煙臺開發區福萊山街道實行定期巡查和“減負工作觀察點”制度等。部分受訪者期盼，在各地探索的基礎上，將“牌子多”整治“回頭看”“防反彈”融入日常工作，總結建立出行之有效的長效機制，鞏固整治成果，確保“牌子多”問題不回潮。

　　王一雯等受訪基層干部還期盼，從上級部門開始，嚴格規范考核評價事項，科學設置考核評價標準，不再以是否掛牌作為考核村（社區）工作的依據，也不再以設立臨時工作機構以及承擔某項工作試點、示范任務等名義自行增掛牌子，破除“考核唯牌論”，把有形陣地的考核轉向守陣地、暖群眾、紅黨旗的方面，才能從根本上杜絕“牌子多”問題反彈。